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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中的“鸡犬不留”
——“动物大军”长征的艰辛故事
来源:党委宣传部 作者:供稿 档案馆 发稿时间:2015-10-22
    我的父亲王酉亭,1901年生,江苏涟水人,东南大学(中央大学的前身)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毕业,抗战期间担任中央大学畜牧场技师、场长。

    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“八一三”淞沪之战硝烟骤起。8月14日,日军轰炸机袭击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,局势万分危急。10月底,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开始组织全校西迁。11月9日,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。11月中旬,上海失守,战火向南京继续蔓延。12月4日日军逼近南京郊区,枪炮声日夜不停,南京城已是一片混乱。

    在南京沦陷的前几天,罗家伦最后一次巡视检查学校。四牌楼本部已经人去楼空,他来到了丁家桥农学院畜牧场。校长集中职工宣布遣散,并与我父亲王酉亭等人落泪话别。他再三叮嘱我父亲:“敌人逼近,这些余下的牲畜,你可迁则迁,不可迁也可送人放弃,我们也不会怪你。”说完这些话,罗家伦哽咽了。

    罗家伦走后,我父亲当即召集了畜牧场的留守职工会议。大家认为:中央大学畜牧场从外国高价引进并饲养多年的家畜家禽,是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种,也是国家财产,必须“不惜一切代价,把没能迁移的动物护送到重庆,送给迁到那里的中央大学,绝不能留给日本鬼子!”

    然而南京和重庆之间远隔万水千山,现在又是炮火纷飞的战争时期、紧急状态,怎样才能把这1000多只动物安全转移呢?36岁的场长王酉亭临危不乱,果断决策,立即指挥分工,动手赶制板条木笼,筹集资金、医药、粮草及必需的物资,做好动物西迁的准备工作。

    兵临城下,南京城里到处都是四散逃亡的老百姓。此时此刻,没有什么比生命更为重要。保住身家性命已成战火中人们的唯一愿望,没有人会为了牛马猪羊鸡鸭鹅而将自己置于险境!

    12月8日,南京已成围城之势,情形更加危险。东南西边都被日军包围,天上敌机轮番轰炸,地面枪炮声昼夜不断,唯有长江北岸日军尚未到达。12月9日的千钧时刻,我父亲凌晨带人到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,高价雇用四条大木船悄悄驶至下关。当天晚上,畜牧场职工除少数人解散回家外,其他人员全部出动,分头将畜牧场的牲畜集中。鸡鸭鹅兔等小动物装箱进笼,并置于牛马背上驮运,猪、羊等家畜则驱赶随行。他们出挹江门,赶到下关的江边上了船。四艘大木船连夜迅速驶过长江,在枪炮声中到达浦口上游登岸。这支16人的队伍及家禽牲畜上岸后,就马不停蹄地沿着浦镇至合肥的公路驱赶前行。

    4天后的12月13日,古城南京沦陷。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已经开始,来不及撤离的数十万市民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劫难——南京大屠杀。重任在肩的王酉亭,毅然率领动物大军日夜兼程,行进在远离南京百十里的路上……

    曾经担任苏北建设局长,为治理淮河而走遍苏皖豫地区的工作经历,为我父亲制定西征路线、规避战乱凶险提供了难得的便利。

    为早日远离战场,我父亲命令全队人员昼夜兼程前进,除中途需饲喂家禽牲畜外,不得片刻停留。经过江浦、全椒,12月底就过了合肥,往河南信阳方向进发。

    一路西行,长达四百米的动物大军就像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,行进非常缓慢,每天也只能走一、二十里路,有时侯走一两天还要歇好几天。我父亲只好雇佣沿途农民的板车、毛驴车拉着走得慢的动物加速西行。动物生了病,他们就用带出来的有限医药,并沿途采摘草药进行诊治。一路上,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动物的伙食问题,必须花费很多时间采购动物饲料。如加州牛、荷兰牛、澳洲马等,在和平环境下有专人配制饲料。但战时赶路缺乏条件,我父亲和职工们只有想方设法,向沿途农家购买饲料、粮食,粗细合理搭配,精心饲喂这些动物。

    眼看天气逐渐寒冷,合肥已经失守,形势日益严峻。离乡背井,杳无音讯,我父亲深感肩头压力倍增。风霜雨雪,日夜兼程,“动物大军”终于在1938年春节赶到豫皖两省交界大别山北麓的六安地区的叶家集,暂时到达相对安全的地方。战乱时期,物品奇缺,价格昂贵,除了保障动物饲料外,人则以不倒下为原则,粗茶淡饭、吃糠咽菜,勒紧裤带能省就省,即便如此有限费用也快耗尽。此时正值隆冬季节,天寒地冻,人困马乏,动物断料人断粮,困难重重之中继续前行是不可能的了。

    我的父亲随即致电重庆中央大学,告知所有动物已全部带出南京,在安全地带正往重庆赶,但给养费用确实困难。意外接到电报的校长罗家伦惊喜交集,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,这些良种畜禽还有希望失而复得,立即安排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。

    随后,“动物大军”继续沿着河南商城、光山一线往信阳方向,行进在大别山北麓的丘陵和原野间。这支队伍前有几人“导航”,牛马开道,猪羊等“后续”。队伍行进时,两侧各随“警卫”多人,以防动物中有越轨行为或相互撕咬;后有押队三四人,并兼收容掉队者。我父亲身背双筒猎枪,手推着自行车,时而在队伍最前方引导,时而尾随队伍督促赶路。众人齐心协力,牵着牲畜,吆喝牛羊,昼行夜宿,艰难前进。

    我父亲生前曾经对子女叙述过西征途中的几个故事——

    地图、自行车和双筒猎枪;路遇土匪抢劫,勇敢搏斗,国军相救;日军烧毁村庄,敌机炸毁桥梁;逃难人群、散兵游勇、游击武装;一份中大证件、一路联络交涉、杀猪送奶慰问抗日队伍,赢取行进路条,补充队伍给养;群策群力,斗智斗勇,化险为夷……

    战时兵荒马乱,大批难民也沿着这条道路西撤。前方既有军队撤退后方,也有大部队开往前线。一时间,狭窄道路成了人来车往的混乱 通道。路途中躲避战祸的人们瞠目结舌,他们从没看过这样的一支浩浩荡荡、长达数百米的“动物大军”。沿途朴实的农民都会来围观,人们十分好奇:这些人赶着大群牛羊要去何方?

    少数由前线溃散西撤的国军和部分散兵游勇,纪律性很差。这些颇以劳苦功高自居的队伍见到这批西撤“大军”,竟然顺手牵羊,动手抓走鸡、鸭、鹅来犒赏自己,让人奈何不得;路途中多次险遇横行霸道、拦路抢劫的土匪。冒着生命危险,一路斗智斗勇,巧妙周旋、涉险过关。

    我父亲原计划沿着大别山北麓行进,到达信阳后乘火车南下武汉,再由汉口乘船西上重庆。无奈此时寒冬已经来临,经过数月紧张奔波的“动物大军”,已经人困马乏,更有不少畜禽染疾患病。我父亲急电重庆中央大学请示,得到回电要他们暂停行军,寻觅安全地带休整过冬。于是,他们找到僻静安全的山村驻扎休整,等待春暖花开时再继续西进。因为天寒地冻,点燃篝火取暖,但还是有些兔子和小动物被冻死了。意外可喜的是,在山村休整期间又陆续诞生了一些幼畜,我父亲还破冰担水、寒夜挑灯为两只牛犊接生,为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……

    当1938年3月的春天来到大别山北麓时,这支“动物大军”继续启程西征。1938年4-5月徐州会战前后,他们才过了商城,6月中旬到达潢川附近。我父亲本想此时率队翻越大别山,南下直趋武汉。但当地人执意劝阻,告知山区野狼成群,恐一旦攻击实难抵御,所以放弃这一计划,仍循公路向信阳西进。

    此时梅雨季节来临,整日霪雨霏霏,道路泥泞难走。公路上昼夜奔驰西撤军队和各路难民,各种车辆拥挤不堪,“动物大军”只得改行乡间小道。直至8月中旬,队伍才到达信阳附近。此时日军已开始逼进武汉,军民紧急疏散,由信阳奔往武汉已不可能。

   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,西迁的“动物大军”只好向桐柏和武当山区行进。层峦叠嶂,道路崎岖,风餐露宿,大家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艰辛。路途中他们亲眼所见:桥梁已被炸毁,村庄燃起大火,前方道路又被日军占领,更激起大家的抗日义愤。危急关头,我父亲急中生智,带领“动物大军”从乡间小路绕行,冒着日寇轰炸的炮火,多次突破封锁线,在追剿和枪弹中前进……

    1938年11月上旬,这支坚韧不拔的“动物大军”在耗时一年、历经五省、行程四千多里后抵达湖北宜昌。我父亲赶到宜昌后,立即联系了当地交通部门的负责人。他们深为中央大学教工们的抗日爱国精神所感动,同意无偿安排船只、挤出舱位运输这些动物到重庆。几天后,他们在宜昌登轮西上抵达重庆,终于进入市郊沙坪坝的中央大学畜牧场。

   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晚年回忆录《逝者如斯夫集》中写下了与“动物大军”在重庆见面的难忘场面——

    “在第二年(1938年)深秋,我由沙坪坝进城,已经黄昏了。司机告诉我说,前面来了一群牛,像是中央大学的,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。我急忙叫他停车,一看果然是的。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,已经是风尘仆仆了。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,更是须发蓬松,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。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,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,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,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。当我和这些南京的‘故人’异地重逢时,心中一面喜悦,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,我眼中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。”

    当时,中央大学及附中、附小师生、家属近万人,闻讯全部从教室和家属区里拥出来,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,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。此情此景,盛况空前。家人校友久别重逢,我父亲王酉亭和同行员工已是衣衫褴褛、疲惫不堪,此时也禁不住热泪盈眶……

    对此,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无限感慨:“抗战时期的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——南开大学鸡犬不留,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;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,全部都搬到重庆了。”我的父亲王酉亭到达重庆后,中央大学的师生们都十分尊敬他,誉之为“中大的焦大”“中大的有功之臣”。
     
    本文作者王宗元、王德,系王酉亭之子。
关键词: 校报